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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2日 星期三

對話李洪林

對話李洪林
習總日記(2013,4,2)
全面接班頭七之第五天,想找個人來談談理論。當然是治國理論。
秘書找了許多搞理論的人,都不敢來。我問為何不敢來,這些人不是好拍馬屁嗎?秘書告訴我,我剛掌權,他們摸不透我到底什麼的干活,是左的干活,還是右的干活。是喜歡毛澤東,還是擁護鄧小平,他們都一無所知,怕拍錯了馬屁,影響錢程。
正想放棄之際,秘書告訴我,有個不怕死的,來了。
不久,秘書領來一老頭。一問,是胡耀邦時期的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姓李,名洪林。寫了很多書,其中影響較大的如《中國思想運動史》、《論自由》、《什麼是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學習方法的幾個問題》、《科學和迷信》 、《社會主義與自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堅持什麼? 》、《理論風雲》和《四種主義在中國》等。屬於兩
一類。高齡九十缺二。怪不得不怕死。
待李洪林坐定,秘書上茶,我迫不及待地張口就問:別人不敢來,李老師為何敢?
李洪林告訴秘書他不喜好茶,而愛白開水。秘書就遞過來了一瓶礦泉水,李洪林看了看瓶外的包裝,自言自語道:特供的。然後擰開,喝了大口,品嚐著特供水的滋味,點頭道: “我敢,有什麼不敢。這麼大年紀了,再不說,就沒有機會了。
我開玩笑,意圖緩解氣氛:說了也白說,怎麼辦?
李洪林答:說了比沒說好。
我進一步問:說了無用,有啥好的。
李洪林回答:重任在身,不得不說。
我再問:誰派你來的?境外勢力?
李洪林呵呵一笑:總書記不忘幽默啊。我一人來,言眾人不能言不敢言之言。
我也一樂:代表,其他人躺著被你代表了。
李洪林求免死金牌:總書記想問都可以問,只是我想說的可不可以說?
我裝出輕鬆的樣子:當然可以。我的第一問題是:在你的眼裡,一個三十年代投奔延安的紅色知識份子的眼裡,中國共產黨是個什麼樣的政權?
李洪林的回答,著實讓我嚇了一跳,我趕緊讓秘書去外屋候著
。他說:共產黨政權的基本結構是極左,極左就是獨裁專制
。只說建國後吧,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權,其基本結構骨架內,填滿著兩種東西,一是計劃經濟,另一種是階級鬥爭,或者稱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獨裁專制不是非要搞計劃經濟和階段鬥爭的。讓我們來看鄧小平時代,在獨裁專制的基本結構骨架內,充斥著什麼東西:計劃經濟添加了商品經濟,階級鬥爭改成了權力爭奪。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行,哪種對當權者有利,當權者就採取哪種方式。而權力爭奪則以反貪污腐化的形式出現。具體例子就是給失敗者戴上貪污瀆職腐化的罪名,如陳希同和薄熙來。​​其實貪污瀆職腐化的行為,或多或少,每個黨和政府的官員都符合,都具備。
我默不作聲聽著。
李洪林繼續說:市場經濟雖說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但不是民主社會獨有的,集權專制社會也可以有,不排斥。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但不是專制社會獨有的,民主體制社會也可以有。
改革開放最大的發明和成果,就是把所謂資本主義的東西-商品經濟或稱為市場經濟,拿來用在專制體制社會裡。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經驗證明,市場經濟與專制體制不矛盾。但民主自由人權,一定與獨裁專制體制無法兼容。 ”
我在琢磨,要不要趕他走。嘴上卻問:那你相信不相信黨內民主,和毛主席所說的人民民主?
李洪林似乎有點意識到我內心的情緒變化,越發趕緊回答:有一個偉大領袖的政黨,怎麼可能有黨內民主?還不是都聽偉大領袖的?有黨內民主,怎麼可能發生反右擴大化,怎麼可能大躍進人民公社,怎麼可能餓死三千四百萬人,怎麼可能發生文革?人民民主?黨代表人民,毛澤東代表黨,民主哪裡去了?
他繼續說:中國的問題根結在於共產黨的獨裁專制統治。我們需要建立民主憲政政體。但對共產黨心有戚戚焉的受洗黨徒,及廣大的受洗非黨徒們,試圖從改造黨,改造社會入手,他們從黨和社會的每一個細節,去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替代方法。
我插嘴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唯一可行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
李洪林沒有搭理我,繼續講他的:必然地,他們找來找去,最後的答案,仍然是他們一上來就企圖竭力避開的終結一黨專制統治。於是,他們再一次避開這個唯一的答案,一而再,再而三地投身到黨和社會中去,尋找非終結一黨專制統治的答案。雖然他們永遠找不到其他答案,但是,有一點他們做到了,那就是,在他們死掉之前,他們沒有承認,終結一黨專制統治是他們找到的唯一答案。
我提問:粉碎四人幫時,人民所表現出來的欣喜若狂,代表的是一種覺醒進步還是愚昧無知?若是覺醒進步,覺醒在哪裡?進步又在哪裡?若是愚昧無知,愚昧在哪裡?無知又在哪裡?
李洪林沒有受我提問的影響,繼續按照他的思維說話:1976年的四五運動所發出的政治信息,不光是人民對毛澤東已經厭倦,同時也表明人民不再相信共產黨了。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折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也使共產黨面臨空前的統治危機,真是陷入亡黨亡國的窘境了。在這個時候,是誰讓這個黨渡過難關,起死回生呢?是胡耀邦,不是華國鋒也不是鄧小平。
我反問:​​現在沒有胡耀邦,現在的言論自由環境你也知道,但六四都扛過來了。所以我認為,你的這個'亡黨亡國'的判斷,有點言過其實。你如何看待鄧小平同志?
李洪林回答:政治上,鄧是百分之百的毛派。毛澤東留下來的遺產就是一黨專政,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傳家寶,鄧扛的就是一黨專政這面旗,第二個歷史決議就是要把毛的這份遺產​​高高供奉起來,千秋萬代傳下去。
我又問:你怎麼評價胡耀邦?
李洪林回答道:他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中華民族將永遠銘記他的不朽業績。但也有他的弱點。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必須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叫什麼都可以,反正不能孤家寡人。這些是他可以依靠的心腹和爪牙。爪牙不是貶義詞,像老虎一樣爪牙能夠自衛,能夠捕殺敵人。胡耀邦卻單純得很,既沒有心腹也沒有爪牙,真是兩袖清風。這是一個優點,但也正是他致命的弱點。他身邊沒有一個能夠推心置腹,給他出主意想辦法的智士;沒有一個在危急時敢於奮不顧身、為他衝鋒陷陣的猛將。雖然他擁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論大軍,卻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無私交,連朋友式的來往都沒有。這麼孤零零的一個光桿司令,面對那些武裝到牙齒、精於內鬥的'同志'們的圍攻,怎能不束手就擒呢?
我很高興,總算聽到點對我有用的東西:要組建自己的艦隊。
李洪林繼續談他的恩人胡耀邦:當我在中宣部被鄧力群圍攻的時候,他一句話都不說,我也不去找他,我有我的自尊。我知道在這方面他太軟弱,找他是給他出難題,所以我只是單槍匹馬和圍攻大軍苦戰。再比如黨校的理論研究室是他一手創建的,吳江、阮銘、孫長江三個人是他領導思想解放的得力闖將。《人民日報》的胡績偉也是他一個非常得力的助手, 王若水、劉賓雁都是他所看重的。但當這些人受難的時候,胡耀邦一句話都不說,一點都不保護,聽憑鄧力群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搞掉。這樣他自己就沒有一個真正靠得住的頂樑柱來支撐。中國有句古話是士為知己者死”,雖然有點封建思想,但是要想搞政治,領導這個國家、這個黨,你一個人怎麼能行?怎麼帶動這麼大一個機器?況且黨內鬥爭這麼尖銳,反對改革的既得
利益陣營那樣強大,想當總書記的人玩弄起政治手腕來又比他老練得多,在這種情況下,身無鎧甲的胡耀邦被人拔掉,其實是必然的。
我問道:當時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改革了計劃經濟,增加市場經濟。
李洪林回答:是的。雖然今天來看,這市場經濟有什麼了不起的,但那時候很難。我在福建接觸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電視機公司。1982年張遺經手引進日本日立公司的技術,和福建電子設備廠合資,成立福日電視機公司。這個廠合資前有500名員工,年產黑白電視機28000台,質量低劣。合資後,只增加了150名員工,年產黑白電視機180000台,彩色電視機200000台,其質量是國內第一流的,並且打入國際市場,一下子賺了很多錢,而且還帶動了一大批中國的小廠生產日立的零件,同時也提高了它們的技術水平。其實所謂'合資',中方並沒有另外花錢,只是把原有廠房作價入股(日方是運來全套先進的生產線作價入股)。對我們來說,這真是一本萬利的事情。但是國家計委反對, 派人來調查,認為它是日本的殖民地企業,還說了一些根本不懂現代經濟的外行話。但是他們有權,就以權壓人,卡這個廠子。當時副總理是薄一波,他親自給這個新生的合資企業扣上'殖民地企業'的帽子。 於是我專門調查了福日電視機公司,寫了一篇《福日公司調查報告》,用事實駁斥了國家計委那些外行們強加給福日的帽子。這件事使我痛感計劃體制非改不可。
我問:計劃經濟體制改了就能解決你所遇到的問題?你當時參與改革的底線是什麼?
李洪林回答:如果談到底線,我的底線就是六個字,憑良心、講真話。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話一定不是真理。 我看著他,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得了黨的好處的人,憑良心,他們覺得應當為黨分憂。為黨分憂的其中一條,就是為​​黨說話。假話當然不是真理,但他們覺得這樣做,才對得
起他們的良心。
這時秘書進來,打暗語問要不要請他走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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