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历史三峡（一）

告别历史三峡（一）

习总日记（2016，12，6）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感于历史上社会制度大转型时“死人如麻，极其痛苦”，好比行舟长江三峡所遇的“惊涛骇浪”，故试名曰“历史三峡”。

他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预言，中国社会历史转型的第二个三峡，从郡县帝制转型为民治需200年左右时间。如果“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他已经看到，“蒋中正、毛泽东当政，基本还是照旧（秦汉帝制）”。此文脱稿于1996年。当时中国大陆正值邓小平垂帘最后一年，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时期。

显然唐德刚对大陆社会转型前途忧心忡忡，“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他对通过三峡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心中无数，“200年左右”只是猜测，或者说是希望。虽然他放言道，“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个是历史的必然”？不见得。我认为，就好比有了公路之后，不必一定要走三峡水路一样，告别历史三峡，对中国历史说再见，才是那块土地的人们早日实现自由民主的明智的选择。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要在中共垮台之后又一个本土专制政权诞生才能被接受。

中国被迫和日本主动转型

唐德刚在《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一句“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比他的“历史三峡论”更值得仔细推敲研究琢磨。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中国史观，第一次政治社会大转型是从封建制转为郡县帝制。转型过程恰似“九九归一”，1800个封建主按丛林原则进行生存挑战游戏，最后赢家是秦王嬴政。既然赢得了天下，就不能再玩同样的游戏走回头路，于是发明了郡县帝制。中央集权和土地私有是不同于封建制度的两大标志。由于第一次大转型过程不存在“挑战”和“被迫”，而第二次大转型因文明科技的发展，领先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突然出现，中国历史不得不改写。

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与第一次大转型不同，第二次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那么，如果没有挑战和被迫，第二次大转型是否会发生？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也至少会延后几百年。第一次转型之后的政治社会制度，是否比转型之前的先进，郡县帝制比封建制度更有利于社会文明发展吗？如果拿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转型后延续至今的郡县帝制，对照西方诞生于1000年前的封建制度和诞生于500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一场错误的大转型？今天摆着人们面前最重要也是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社会第二次大转型，唐德刚口中的历史三峡如何走过？即中国如何才能最快且代价最小完成从郡县帝制向民治的转型？

因为第二次转型是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转不行；而且也是被迫转型，不得不转，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包括文化和各社会阶层对此次转型是有抵触的。一句话，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不想转，他们或没有做好准备，或仍然热爱郡县帝制政治社会制度。于是几乎同时发生在东方国家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结果为何大不一样就可以理解了。当时的日本同样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但他们是本着主动而不是被迫转型的心态实现了西化和现代化。

2017年即将到来之际的中国，和中国统治者以及中国人民，是否转变立场为主动要求实现第二次大转型？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中国共产党一百个不愿意。中国人民的态度如何？如果推翻了中共，中国人民是否愿意驶过历史三峡，走向民治？深受千年郡县帝制文化毒害有着严重明君情节的中国人民，选择专制政权比选择民主政权概率要大得多，中国的精英们建立又一个专制政权比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概率要大得多。

（未完待续）